js金沙官网登入 ,早在民国年间,中国有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便远赴美国留学,而到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人占了半数,那么“哈佛帮”和“哥大帮”有哪些思想差异呢?

  1917年夏,留学美国七年的胡适回到中国,任教于北京大学,曾与章太炎同在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演讲。他那天特意用英文朗诵了荷马的诗句:“Youshallseethedifferencenowthatwearebackagain。”这句话在其早年日记里也曾多次出现。胡适自己将之翻译成:“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留学生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至深且远。时人及后人对留学生的褒贬不一,爱之誉为天神,恨之贬得一无是处。比如曾经游学日本、欧美十余年的陈寅恪先生在1932年拒绝参加九一八事变后的国难会议(可列名)时说过一段话:“中国近年集会结社之风盛行,尤以留美学生为甚。互相攀援,为害于国家与人民者殊烈。间有少数,初发起者均甚好,及其发展,分子复杂,君子渐为小人所取代,最后将此会社变坏。结社之首要,在于有共同的崇高理想。有此精神,始能团结巩固,成就事业,造福于民。”

内容摘要:东方文化派与学衡派分别服膺生命哲学与新人文主义,代表了反省现代性的两种视角,同中有异。其同,包括反对“科学万能”论、肯定宗教的价值、倡言“合理的人生观”和主张中西文化融合等。其异,则包括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有认同、参与和公开立异之分;于“合理的人生观”的具体内涵,存在强调个性发展、本能发舒与强调“以理制欲”的深刻分歧;于中西文化融合,又有着眼于东西文化之别与突出人类共同的人文主义精神之不同。20世纪初年国人追求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并存,正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张力。其同进一步扩大了反省现代性思潮的整体声势与影响,其异同样形成了某种张力,从而使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张力”获致深化。

所谓的“哥大帮”,乃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学位,相当一部分受到杜威影响的中国留美学人。据统计,现代中国265位教育家中142位是“海归”,其中有34位出自哥大,包括胡适、蒋梦麟、马寅初、张彭春、张伯苓、郭秉文、陶行知、任鸿隽、杨振声、朱经农、查良钊、杨荫榆、杨亮功、廖世承、陈鹤琴等等。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学习理工农科,或者先学农科、后来转入人文,因此有很强的科学主义思维特征。胡适曾经总结过西学的三大优点:一是归纳的理论,二是历史的眼光,三是进化的观念。因此,“哥大帮”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以崇拜科学为核心的理性主义者。

  不知道陈先生说起这段话的时候,是否会想起十余年前他在哈佛留学的那种自由松散却交往频繁的共同体生活?相对于留学史对纽约留学生群体、留日学生的研究,对于晚清民国在波士顿留学的这个中国学生群体的研究相对薄弱,但若我们回首100年前的那一群风云际会而聚集在哈佛的这些中国学子时,不由得不产生天才为何总是成群地来的感慨。吴宓在日记里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团体“七星诗社”来命名他穿梭其中的这个学术和文化共同体(指当时在哈佛留学的陈寅恪、汤用彤、俞大维、张鑫海、楼光来、顾泰来及吴宓),也真可谓名副其实,虽然从当时的情景来看有点前引胡适诗句里的天纵英才之自况味。这还不包括在其前后的赵元任、梅光迪、竺可桢、林语堂、梁实秋等人。从吴宓日记可见,这群新文化运动前后来到哈佛的中国留学生,真可谓群星璀璨,光彩夺目。他们常常在吴宓和汤用彤居住的学生宿舍威尔德楼(WeldHall)51号房间聚会漫谈,吴宓也时常去陈寅恪居住的神学楼(DivinityHall)谈学论道。他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陈寅恪早年纵论中西文化伦理之别的思想,也常常一同去查尔斯河边漫步,步行去波士顿逛旧书店,以至于陈寅恪、汤用彤对旧书的行情了若指掌,并规劝吴宓尽可能多购英文书籍以备归国后教研之需。逛书店、漫谈之后,这群中国学生也常常去波士顿唐人街的醉香楼聚餐。吴宓好学,且对新结识的陈寅恪、汤用彤十分推崇,请陈教其梵文,而汤教其佛学,真可谓平生风义兼师友,一生知己相守望。多年后,当在哈佛担任中文教席的赵元任答应张彭春回清华办研究院,而推荐其时已经去柏林留学的陈寅恪来接任时,陈寅恪在回信中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一代宗师,如此幽默!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东方文化派;学衡派;反省现代性

近代西方的启蒙思想,主要分两大支,一支是理性主义,另一支是浪漫主义。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都对“五四”之后的中国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构成了张灏教授所说的“五四”思想的两歧性。理性主义主要是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哥大帮”就是其中之一。浪漫主义主要是留学德法的知识分子,比如张君劢、李璜等等。然而,主要出身于哈佛的学衡派正是对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者这两种启蒙思潮的反弹,他们的立场是受到了白璧德影响的古典人文主义。

  当时陈寅恪、汤用彤、吴宓、俞大维、梅光迪等中国学子在哈佛虽然是绝对的少数,但学业成绩却非常优秀,以至于1921年2月17日,兰曼教授给当时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罗威尔(AbbottLawrenceLowell)写信提及陈寅恪:“我目前有两名格外优秀的学生——来自上海的陈(寅恪),以及来自‘北都’(或者大家所知的北京)的汤用彤。他们对我十分有启发,我衷心希望我们能有更多这样精神高尚而且抱负不凡的人——来充实我们本国的大批学生。我深信,他们二人将会引领未来之发展,并对中国的前途产生影响。”陈寅恪的表兄俞大维在哈佛发现了研习梵文、巴利文的印度语文学教授兰曼,并介绍给陈寅恪、汤用彤等,而学衡派的主将梅光迪则在哈佛发现了对中国古典心怀敬意的美国新人文主义领袖白璧德,并推荐给了吴宓,吴宓又将他一见如故极为尊崇的白璧德教授介绍给了陈寅恪和汤用彤。后来林语堂、梁实秋等新文学代表人物也结识了白璧德,同样深受影响。这些哈佛的名教授对这群勤奋而有天分的中国学子刮目相看,关怀备至。1920年初波士顿流行性感冒肆虐,竺可桢、吴宓、陈寅恪相继病倒住院。兰曼教授多次去医院探访,并且又费了很多周折找到已出院的陈寅恪之住所探视。冰天雪地里的寻访,惺惺相惜的牵挂,师生情谊,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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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哈佛帮”,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大多不是出生和生长于沿海地区,也没有在条约口岸城市中读过书:梅光迪是宣城人,在安徽高等学堂求学;吴宓在陕西宏道书院读书,虽然在圣约翰大学读过书,但受到同学的轻蔑;汤用彤和梁实秋少年时代都在北京长大读书,胡先骕在至南昌洪都中学堂读书。“哈佛帮”中的汤用彤、梅光迪、吴宓、梁实秋、张歆海等都出身士大夫家庭,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读书,具有古典主义的情怀,吴宓、汤用彤在清华期间就组织了天人学会。“哈佛帮”中比较另类的是林语堂,因为他出身于福建漳州的基督教家庭,又在圣约翰大学毕业,故与白璧德不合,后来对“哈佛帮”多有嘲笑:“哈佛毕业的,此辈人以为非哈佛毕业者不是人,非哈佛图书馆之书不是书。”

  兰曼教授也曾在给留美学生监督严恩楢的信件中写道:“我时常希望我现在为来自远东的学生所做的事情,也可能(小规模)成为你们勇敢的取经者事业的一种延续。陈先生(指陈寅恪,引者注)掌握的梵文和巴利文知识将会给予他一种不同寻常的能力,让他在20世纪得以继续卓越的法显(FaHien)在五世纪时曾经做过的事情。我深信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必将忠实地将所学知识造福于他的祖国。”哈佛白璧德教授对中国这群弟子的影响与厚望更是众所皆知。吴宓在1920年1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白璧德对他的嘱托:“巴师谓中国圣贤之哲理,以及文艺美术等,西人尚未得知涯略;是非中国之人自为研究,而以英文著述之不可。今中国国粹日益沦亡,此后求通知中国文章哲理之人,在中国亦不可得。是非乘时发大愿力,专研究中国之学,俾译述以行远传后,无他道。此其功,实较之精通西学为尤巨。巴师甚以此望之宓等焉。”这些后来成为学衡派主将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以“中国文化托命者”自居,未尝没有当年留学哈佛时白璧德等教授的影响,而陈寅恪、汤用彤则更是以其之后浩瀚精深的学问,融合古今,会化中西,在不同的知识和学术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专研留美学生史的林伟兄的勘探,哈佛大学中文教席的设立和哈佛燕京学社的创建,其背后都离不开哈佛的兰曼教授和伍兹教授的推动,而两位研究梵文等冷僻学问的名学者之所以对中国研究和中国文化有如此强烈而真诚的兴趣,则离不开他们所认识的中国留学生赵元任、俞大维、陈寅恪、汤用彤等给与的深刻印象。可以说,这群天才般群星璀璨的中国学生,以自身的好学、聪敏、卓见和高洁的品行赢得了哈佛教授的高度认可,进而也从深层次地推动了中美文化之间的信任与交流。

  内容提要:东方文化派与学衡派分别服膺生命哲学与新人文主义,代表了反省现代性的两种视角,同中有异。其同,包括反对“科学万能”论、肯定宗教的价值、倡言“合理的人生观”和主张中西文化融合等。其异,则包括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有认同、参与和公开立异之分;于“合理的人生观”的具体内涵,存在强调个性发展、本能发舒与强调“以理制欲”的深刻分歧;于中西文化融合,又有着眼于东西文化之别与突出人类共同的人文主义精神之不同。20世纪初年国人追求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并存,正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张力。其同进一步扩大了反省现代性思潮的整体声势与影响,其异同样形成了某种张力,从而使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张力”获致深化。

“哈佛帮”以哈佛的新人文主义学派白璧德教授为宗师。白璧德将近代启蒙思想视为科学的人道主义。西方自18世纪之后,就走上了背叛自己古典传统的道路,二者相互结合。这两种思潮带来了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滥情主义和人的狂妄自大。白璧德提倡的新人文主义则是古老的轴心文明在近代的发扬光大,他对古希腊哲学、儒家文明和佛教怀有崇高的敬意,认为可以医治现代社会的弊端和现代人的心理疾病。白璧德在课堂上问中国的学生:“为何我的课你们一听就懂?”梅光迪回答:“因为这些思想二千年前中国就有了。”

  吴宓在1919年12月29日的日记里曾写道:“近宓常有此感,但惜宓于诸学之藩篱,尚未尽涉耳。留美同人,大都志趣卑近,但求功名与温饱;而其治学,亦漫无宗旨,杂取浮摭。乃高明出群之士,如陈君寅恪之梵文,汤君锡予之佛学,张君鑫海之西洋文学,俞君大维之名学,洪君深之戏,则皆各有所专注。”哈佛的这个群星闪耀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大都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世家,且志怀远大,不拘小节。另外必须指出的是,他们先后抵达剑桥市时,哈佛大学刚经历了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长达四十年的改革,将哈佛从一个地方性的学院转型为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其后的A·劳伦斯·洛威尔继续引领该校的跨越式发展(1909-1933)。正可谓生不逢时(时值乱世),学其时矣(学于哈佛繁盛之时),并且风云际会,相互砥砺,彼此促进,援引名师,学有所宗,最终成就了近代中国留学史上的哈佛时刻。

  关 键 词:新文化运动 东方文化派 学衡派 反省现代性

当梅光迪等还在哈佛拜白璧德为师的时候,胡适等“哥大帮”已经在国内展开了思想启蒙和白话文运动,抢得了思想市场的先机。梅光迪、吴宓等决意回国,与胡适等人决战。于是,二十年代的思想界,呈现理性主义、浪漫主义和人文主义(白璧德式的古典人文主义与近代人道主义有区别)的三大阵营。这三种主义对世界与人的理解有重大的差异:理性主义将世界视为物理学的机械世界,而人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是征服世界的主体。浪漫主义将世界视为一个有机体,而人是有情感和意志、有能动创造性的主体。学衡派所秉持的古典人文主义更愿意将世界理解为一个有着自然法则的世界,人与世界是和谐的,人要遵循自然法则,自然法与人的内心法则是一致的。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情感需要平衡与和谐。

  这群中国留学生无论是其时学业成绩之优异,以及之后对中国学术、文化、教育和社会之巨大贡献,都无愧于“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群知识人的大多数不以区分中西为心魔,亦不以新旧贴标签,养世界之眼光,涵广阔之态度,可谓形成了一种超越古今中西左右新旧之争的“古典的现代性”之态度,这或许也是哈佛对20世纪中国文化最深远也最珍贵的馈赠吧! 百年留学潮流,至今波涛浩瀚,可谓一个世纪的家国情怀,起伏跌宕,万千心事谁诉?而值这群留学生在哈佛留学百年之际,述往学,访遗踪,追怀往事,汲取心志,不亦其时乎?!

  作者简介:郑师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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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文化派与学衡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两个重要的文化派别。新时期以来,学界给二者的定位,已由此前的反动守旧派转为文化保守主义,以为同属于主张新文化的力量。这自然是学术进步的结果。但是,二者根本的思想主张有何异同及其缘由何在?这显然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迄今仍未见有人论列。实则,欲回答此一问题,端在理解欧战前后西方现代社会思潮的变动。正是由于二者都站立在了西方反省现代性的,新的思想支点上,同时却又分别服膺其中不同的两派思潮:以柏格森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即浪漫主义的生命哲学和以白璧德为代表的美国新人文主义,故同中有别,异彩纷呈。余英时先生说:“白的人文主义确实构成了新文化运动史上一股潜流,不容忽视。”①实际上,还可以进一步说:二者所代表的整个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都“构成了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股潜流,不容忽视”。故本文的切入点,既可以深化对东方文化派与学衡派的研究,也为丰富新文化运动研究所必需。

作者|唐小兵

  一

来源|文汇报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发展,欧洲社会贫富对立与阶级冲突日趋尖锐。欧战的爆发更是创深痛钜,令欧洲人陷入了惶恐与绝望,出现了所谓“理性危机”。缘此,人们不能不对西方文明进行反省。此种反省,除了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革命论外,主要取向是反省现代性。它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日益精进的以理智化为核心、以征服自然与追求效率为目标的所谓现代性,造成了机械的人生观;人们因之相信物质至上,科学万能,失去精神家园,堕入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的境地,最终导致了欧战的发生。人们相信,只有尊重人类的内心生活,恢复精神家园,才是拯救西方文明的惟一出路。故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述非理性主义的反省现代性思潮便应运而起。

编辑|吴潇岚

  此一思潮肇端于尼采,到20世纪初,以柏格森、倭铿为代表,强调直觉、自由意志、精神生活与“生命创化”的生命哲学风行一时,则标志着此一思潮达到了高潮。柏格森认为,宇宙的本源在于生命冲动,正是此种生命冲动不断推进万物自主与创造性的进化过程。自觉地顺应此一过程,既表现为人类的精神生活,同时也体现为人类应有的理想追求。他为倭铿的《生活意义及价值》一书作序指出:“本此努力向上之精神,以求超脱乎现在之我,以求创造其他高尚之活动形式。质言之,人类行动上固未尝无一种理想,然理想不过表示方向,今日所以为满意者,明白则又吐弃之。故此理想为暂时的而非永久的,日在变动不居中,而非一成不易者也。”倭铿也强调:“自然主义之误,在但知物,不知心灵作用,不知生活过程,不知苟无心灵无生活,虽欲知物察物而不可得矣。故一旦以心灵以生活为出发点,则此宇宙观必为之大变,而一切实在自不容自然主义公例之桎梏矣。”作为柏格森与倭铿的共同学生,张君劢因之总结说:“所谓生活意义不在智识之中也,活动即精神之本体也。物质由精神驱遣也。及此者,皆近来生活哲学之大根据,而柏氏、倭氏共通之立脚点也。”②生命哲学又称生活哲学、“变”或“动”的哲学,虽不脱唯心论的窠臼,但其本质在于反省资本主义,尤其是反映了人们渴望摆脱理性主义的机械论束缚的普遍诉求,故仍有自己的合理性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乔治·杜比在他主编的《法国史》中说:“1914年,阿诺托写道,柏格森的哲学以‘对生命的礼赞’和‘对生命的积极辩护’回答了‘我们时代的呼唤’。于是,在报刊媒体上,在书店的书柜里,在沙龙的谈话中,我们到处都能感受到对非理性主义的全面回归和对实证主义的普遍拒斥。’”③彼得·沃森在所著《20世纪思想史》中也写道:“以‘解放者’著称的柏格森,变成了使西方思想摆脱19世纪‘科学宗教’的救世主”,他“借助消除‘决定论者的噩梦’而‘解除了整个一代人的痛苦’。”④

  在当时西方反省现代性的思潮中,尼采、柏格森、倭铿诸人代表的是其主潮,即非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取向;另有一支流,则是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与莫尔为代表,称新人文主义。他们认同非理性主义,但对于浪漫主义的取向却不以为然。在白璧德看来,文艺复兴在以人性反对神性的同时,却走向了另一极端,即无限夸大人性,而无视道德的规范,导致机械主义与人欲横流。他说:“这种联合导致了时代的登峰造极的愚蠢+大战。在人们所目睹过的疯狂表演中,恐怕再也没有比成千上万的人动用着有科学效用的庞大机器彼此将生命送进地狱更疯狂的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开始就遵循了错误法则的世界之中,这个尽管已经受到了很多警告,却允许自己再一次陷入可怕的自然主义的陷井。”⑤白璧德主张借助东西方伟大的传统与经验,确立一种普遍的标准与价值体系,以实现对人性的必要约束,使文明发展重新归入道德的正轨。他肯定柏格森哲学对于理性主义的反叛,但于其主张的生命冲动说,却持激烈的反对态度。他说:“这种类型的反理智主义者所反对的是以科学的或伪科学的理性主义将世界机械化。他试图通过浪漫主义的自发性之路来摆脱机械主义。这实际上意味着他准备屈从于自然主义的流动性,希望凭此变成有‘创造性的’。不幸的是,这种放弃包含着牺牲标准和有意识的控制,而真正对人类有价值的创造则需要这些标准和控制。”⑥在他眼里,浪漫主义与理性主义无非一丘之貉,因为二者反对对人性的必要约束和主张放纵的自然主义并无二致。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在20世纪20-30年代也达到了自己的高峰,不过其影响力毕竟无法与前者相比。

  尽管反省现代性思潮内部存在上述不同声音,但二者相反相成,却进一步彰显了欧战前后西方现代社会思潮的变动。这不是某种具体观点的变异,而是意味着“一种新的世界观开始形成”,“使欧洲意识产生了巨变”⑦。它成为西方现代思想发展划时代的分水岭,开后现代主义的先河。

  西方现代社会思潮的变动同样深刻地影响了东方。20世纪初年,反省现代性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一道传入了中国。章士钊、张君劢、张东荪诸人是柏格森生命哲学传播的有力推动者,五四后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两书相继出版并风行海内,则是其达于高涨的标志⑧。新人文主义在中国传播,主要得益于于1915年后进入哈佛大学师从白璧德的梅光迪、吴宓等中国留学生。梅光迪曾回忆说:“回首十五年前,白璧德的课程引起了当时正在哈佛钻研哲学和文学作品的中国学生的注意。此时能意识到白璧德和莫尔及其作品、思想价值的人并不多,中国学生应算是其中之一。他们将两人与歌德和马修·阿诺德相提并论,认为两人以同样无可辩驳的权威指出了‘现代社会的病垢’。这些中国学生回国之后,便担起了向中国读者推荐并阐释这两位批评家及其作品的任务。”⑨这些学生归国后依托东南大学,于1922年1月创办《学衡》杂志,一边宣传白璧德的学说,一边抗衡新文化运动,不遗余力。后复将所刊译的白璧德作品汇辑成《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一书,由新月书店出版。《学衡》为梅、吴诸人推动所谓“中国人文主义运动”的主要阵地,一直延续到了1933年才停刊。主编吴宓坚韧不拔,被誉为“华之白璧德”⑩。梅、吴诸人自然被人目,为学衡派。

  1923年底,邓中夏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一文中(11),将服膺柏格森生命哲学、倡言反省现代性的梁启超、梁漱溟、章士钊诸人统称为东方文化派,求其共性,颇为传神,但未提及学衡派;两个月后,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才提及也需反对“文学中之‘梅光之迪’”(12)。这说明,邓中夏注意到了两派思想主张的异趋;但是,他仅将梅光迪诸人限于“文学中”,这可能与学衡派多为从事文学研究的教授,且与新文化运动的争论也多集中于新文学与旧文学、白话文与文言文的缘故。梁实秋曾说道:“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并不限于文艺,在他手里文艺只是他的思想的注脚,只是一些具体的例证,他的思想主要的是哲学的。”(13)对学衡派也当作如是观。这也说明,其时《学衡》毕竟初创,邓中夏于新人文主义还不甚明了。

  但无论如何,重要之处在于,欧战前后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缘东方文化派与学衡派传到了中国,而二者恰好分别代表了在中国语境下反省现代性两种不同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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